
奥运圣火在希腊采集时发生的一幕,令国际NGO在中国人眼中不再“单纯”。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是NGO在中国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图为参加’95非政府论坛的尼泊尔妇女在怀柔游行,反对买卖妇女和对妇女施加暴力。 本报资料图

无国界医生第一时间深入四川地震灾区。
一个月前的汶川大地震,将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的存在推向了前台。这些由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构成的不同组织,迄今为止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二十余年。“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长期蛰伏于中国的它们,一边影响日巨,另一边却依然难掩尴尬
数千家机构的非正常化生存
一些国际NGO更钟情于到工商部门注册,然后以“咨询公司”或“研究中心”的面目出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5月21日,汶川大地震后第9天。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几个穿着蓝色或绿色T恤的年轻人,面色凝重地站在一家化工厂门前。他们刚刚发现,这个位于堰塞湖下游的企业,厂区内积存着18吨原料硫酸。这些浓度高达98%的硫酸一旦遇水,将具有强烈的爆炸性。
年轻人们一边竖立指示牌,警示灾民不要靠近,一边把情况反映给了国家环境保护部。15分钟后,江油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22日上午,浓硫酸被安全转移。
T恤背面的中英文标志显示,年轻人来自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地震灾区众多“莫名其妙”的来客一样,江油当地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又煞费苦心地帮忙清除安全隐患。
这其实也是众多国际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缩影——他们闷头“耕耘”,但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在享受着他们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清楚他们为何而来,又在中国处于一个怎样的生存状态。
地震将它们推向前台
时间回溯到一个月前。5月14日,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县,中国总理温家宝偶遇一批“老外”——美国心连心国际组织成员,温总理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的支援表示了感谢。自此,心连心国际组织一炮而红。而事实上,这个第一支进入北川灾区的国际慈善救助公益组织,来到成都已近10年。
一场特大地震之后,让更多的国际NGO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视野里浮现。
“5月12日后,我们和其他一些NGO在一起开过会,会上大家都激情高涨,但一时却不知道激情该用在什么地方。”绿色和平媒体主任王晓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面对这样一场大灾难,平时习惯了摩拳擦掌的NGO们都有些茫然。
在救援方面没有专长的绿色和平,将重点放在了可能因为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上,四川境内大约4000余个化工厂因此成了他们的工作重点。从5月16日至31日,半个月的时间内,绿色和平派出的12名工作人员走访了100多家化工厂,发现隐患后就向有关部门通报。
“这次地震,不少国际NGO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国际NGO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的确是通过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动才为更多的国人所熟知。
在华国际NGO数量之谜
俞新天教授所说的“很长时间”是指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大量NGO开始涌入中国。而事实上,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国际NGO就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广为人知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开办。名噪一时的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也曾得到过该基金会的支持。
可是,对于现在中国有多少家国际NGO,《国际先驱导报》在寻访了数位学者和若干NGO研究机构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各个说法都不一样,真实情况到底是多少,直到现在也没有统一的数据。”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两年前,北大的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曾对在华国际NGO数量问题做过专门调研,但也没有弄清楚。而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的观点,这个数目大约在3000到6500家之间。
这是跨度相当大的两个数据,或许从中也可以看出统计工作的复杂性。
王名教授的同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韩俊魁曾表示,虽然在华境外NGO的准确数字无法得知,但数量肯定“相当可观”。韩俊魁介绍,国际NGO在中国最早进入的地方是北京和云南,现在从事的业务可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很多方面,包括扶贫、教育、公共卫生、儿童、妇女、甚至基层社区组织、环保,等等。
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既然可能的数量非常庞大,涉及领域又如此之广,却在最简单的统计数据上陷入谜团,莫非国际NGO学会了隐身术?
改头换面来到中国
“来中国后,不少NGO换了行头,叫的名字听起来都很奇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吴非一直在研究NGO的有关情况,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导致无法统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国际NGO进入中国时,为规避民政部门注册而改头换面。
据吴非介绍,一个外国NGO进入中国,正常情况下应该到民政部门注册,但目前中国的法规并不完善,注册程序也相对复杂。“为规避这些东西,它们多数就选择了曲线进入的方式。”一些国际NGO更钟情于到工商部门注册,然后以“咨询公司”或“研究中心”的面目出现,“说是商业咨询,可能一年都咨询不了一两次。”
与煞费苦心到中国的多数国际NGO相比,绿色和平看上去有点另类。
“我们至今都没有在大陆注册,而只是在香港注册,然后在北京和广州开了两个办公室。”王晓军坦言,绿色和平在大陆“处于灰色地带、比较边缘”,“如果能够允许我们合法注册独立的民间组织,就可以有很大空间了。”
没有注册的直接结果,就是不能在大陆进行筹款。这使得绿色和平在中国大陆开展项目所需的资金,不得不完全从香港或绿色和平国际那边筹措。
“注册无门”,还使在中国的很多国际NGO都处于相对模糊的定位中。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编写的商会蓝皮书《中国商会发展报道NO.2》透露,目前《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已经完成,并已呈送国务院审批,新的社团法不久将亮相。其中,符合条件的涉外民间组织也被纳入到了政府承认的社团组织范畴。
尴尬中的快速发展
尽管身份不明不白,却并未影响国际NGO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如果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8年1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算起,中国至少已经与国际NGO打交道20年以上。福特基金会早在1985年就与中国社科院合作开展项目,今天已经跨越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环境与发展、教育、文化和性与生殖健康在内的多个领域。它的一些项目,总会得到中国多个地区的热捧。
而在此前,这些简直不可想像。“福特当年进入中国属于特事特办。”张海滨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时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科院合作得非常好,这样才“成为很少被中国政府放行的组织之一”。6月10日,本报致电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基金会首席代表助理牛彩霞小姐表示,他们将于年底召开庆祝进入中国20年的活动。
很多研究NGO的专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那次在北京召开的大会,让中国人领略了国际NGO的的风采。当时根据规定,多数联合国大型重要会议都将同时设有两个会场,一边是政府间的,一边是非政府间的。
“那次妇女大会,大量国际NGO到中国来,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张海滨回忆说,在筹办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中,不少国际NGO的人士想把会址选在北京市中心,最后开会地点转到了北京郊区的怀柔。
在张海滨看来,世界妇女大会以后,中国对国际NGO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NGO在中国的尴尬状态逐渐改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赵黎青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称,外国非政府组织每年投入到中国的资金约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这“对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是不可忽视的数目”。
五花八门的本土化
目前在中国数千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中,走本土化路线,积极融入中国是比较流行的发展模式之一。很多NGO都竞相在中国开展项目,招聘工作人员。
“我们认为,最大的力量在于普通老百姓民间的力量。”绿色和平的王晓军表示,大家都参与到环保工作中是防止环境恶化的最有效途径。绿色和平在北京和广州的办公室共有四五十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该组织网站看到,多数骨干都有媒体或教育领域的工作经历。
张海滨教授打了个比方,将政府和NGO分别比作人体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相当于人体毛细血管的NGO,对世界各地变化极为敏感,像绿色和平,它所掌握的环境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受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张海滨表示,NGO本土化后能够很快了解当地情况,与当地人展开合作。一个表现是,国内医学大学生寒暑假都会选择作为志愿者,与NGO到乡村去展开田野调查。“这有利于NGO了解当地的情况,同时也是他们建立威望的过程,让更多人了解NGO。”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全球的影响,也意味着如果国际NGO离开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将变小。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这些国际非NGO愿意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的原因。
“像福特基金会都知道怎么和中国政府部门打交道。对于更多国际NGO来说,和政府打交道,和老百姓打交道,和公司打交道,是它们要做的‘家庭作业’。”一名长期跟踪国际NGO发展态势的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国际NGO一般都学会了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入乡随俗吧。”
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国际NGO的两张面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活跃在四川灾区的国际NGO,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赞誉。但这不是国际NGO在2008年留给中国人的惟一印象。两个月前,奥运圣火海外传递过程中的种种不谐之音背后,一些国际NGO的影子也令人记忆犹新。
个别NGO搅局北京奥运
从2001年开始,一个名为“记者无国界”的组织就用各种方式宣布抵制北京奥运会,并在2008年初鼓动西方领导人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3月24日,当奥运圣火在希腊奥林匹亚遗址点燃的刹那,两名“记者无国界”成员在中国客人致辞时大摇大摆地登场。此后,在巴黎圣火传递前一天,该组织又将“藏独”的“雪山狮子旗”插上了巴黎圣母院的正门顶端。这个号称“捍卫世界各地记者权益”的组织,竟然明目张胆地充当起了“藏独”的帮凶。
此外,企图利用所谓“达尔富尔问题”向北京奥运施压的一些机构,也多半都打着“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公开进行反华活动。“藏独”分子则利用这类国际NGO的活动,为自己的丑陋言行摇旗呐喊。
到中国并非甘当“雷锋”
有的在四川地震灾区对中国施以援手,有的却在国际上充当反华旗手。国际NGO展现出了两副面孔,很自然地让人们产生一个疑问:在中国国内的国际NGO目的何在?
“中国人与外界交往往往喜欢用情感和哥们义气,但对待NGO恰恰不能动感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吴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国际NGO来中国不可能是为了当“雷锋”,“西方人都是利益至上,不会白送钱的。”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很多专家都谈到了中亚的“颜色革命”。除了所在国自身局势恶化外,其基本特征之一是,美国政府扶持的一些国际NGO组织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这些组织通过指导反对派活动、组织集会抗议、利用舆论施压等方式,最终达到了颠覆他国政权的目的。
“一些国际NGO组织喜欢借题发挥,无形中可能就影响民众的判断,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张海滨表示,一些非政府组织并不单纯,而“只是另外一种政治”。
不能否认的积极一面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NGO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国际NGO分很多类型,很多国际NGO的确没有太复杂的想法,我们也不能过分敏感。”一位长期研究NGO的学者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进入中国二十余年来,国际NGO在中国一些领域的发展建设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否认”。
5月1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施行,这是中国第一个部委信息公开办法。该法规出台前几天,由绿色和平与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联合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就有关问题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北京大学的张海滨教授也表示,必须要从发展的高度看待国际NGO,它们虽然具有双重性,但不能因存在负面影响就忽略了积极的一面,“碧水蓝天谁都喜欢啊,NGO倡导环保是对的,也是真心的。”
“我们扮演的是支持政府的角色,就是要做政府的有益补充。”无国界医生中国事务联络经理黄洁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一个国际NGO的告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黄洁心是无国界医生中国事务联络经理,汶川地震发生后,她和同伴前往四川灾区,不仅为灾区带去了医疗等救援物资,还在广汉、成都等地参与了具体的医疗工作。
在2002年加入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之后,黄洁心曾前往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多个亚洲国家。六年来,目睹了很多地区发生的灾难和民间疾苦后,这个电话中有着动听声音的女士多了几分沉着和冷静。她将她的经历平实地告诉我们:
地震救援与政府合作很顺利
四川地震发生后,无国界医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医疗救助。在广汉的分流站,有很多通过直升机从北川、绵竹等地运来的伤员。我们与当地医疗团队合作,对病人提供外伤与內科的医疗救助。我的另外四个同事去了汉旺镇一家医院,此外还有3名肾科专家在成都以及广汉的医院提供医疗支持与交流经验。
无国界医生平时就在天津准备了一些帐篷,是作为国际救援急用的。这次地震后,我的同事马上安排那家帐篷公司,尽快将物资送到四川灾区,前后共捐赠了4570个帐篷。在帐篷运抵成都到通过四川省红十字会的发放过程中,我们派人协助以确保物资到达灾民手中。此外,还有精神健康项目。因为很多灾民心理健康方面很需要援助的。
由于我们本身就是做医疗工作的,所以平时与中国国家和个省的卫生部门都有一些联系,这使得此次与中国有关方面的合作非常顺利。
最重要的是保持透明
我之前曾在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工作过,无国界医生也在全球40个国家都有项目。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规矩和法律,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我们都会去与当地政府沟通,希望可以拿到许可,然后在当地开展工作。事实上,一些需要延续的项目,我们做完后大部分都移交给了当地卫生部门或非政府组织。
每个国际NGO都有自己不同的办事风格,每个国家的政府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以无国界医生为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足够的透明度。我们首先告诉大家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我们的资金来源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和当地人合作一起救助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与宗教、政治和种族等无关。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和大陆的朋友介绍我们组织的本质,这一点非常重要。
至于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透明,然后多做沟通。我们在北京和广州分别设有办事处,此外在广西南宁继续进行艾滋病的关怀与治疗项目。
NGO并非万能的
通过这次地震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国际NGO,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自发帮助灾民,这就是人道精神的体现。你是人,我也是人,我看见你受苦,就去帮助你,没有任何复杂的目的。
其实,作为一家国际NGO,我们的力量很小。去四川灾区,我们前后有不到60人参加了相关的救援工作,但这与政府的动员能力远远无法相比。我的很多同事都很有国际救援经验,他们都对中国政府这次的表现印象深刻。
我们做的只是支持政府的工作,这一点必须要充分理解。并不是说国际NGO一来就能把所有工作都做了,其实主要还是政府在做工作。
如何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采访/整理 国际NGO的两张面孔,为如何对其有效管理提出挑战。它们本身的双重性和复杂性,也要求中国在处理与之关系时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
依法管理不做“鸵鸟”
(张海滨:北京大学副教授、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在对国际NGO的管理上,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法制,依法管理,这是现代社会对NGO的基本态度。在国外很多国家,无论是鼓励还是约束,也基本都是在通过法律来规范NGO的行为,但中国目前恰恰最缺少相关的法律。
谈到中国对国际NGO的关注,一要心中有数,二要大胆交往。中国正处于急速和巨大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稳定对国家依然十分重要。国际非政府组织非常复杂,在与国际NGO打交道时,国家稳定和安全这根弦不能松。另一方面,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国际NGO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味回避和排斥是鸵鸟政策,得不偿失,“堵”远不如“疏”。应该站在全球化高度,学会与国际NGO建设性相处。
有的国际NGO援华,有的却在反华,这也说明了国际NGO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只用一种思维来对待。既然它是多样和复杂的,我们的思想和对策就要更加系统和综合,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用综合的管理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将国际NGO在华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应成为中国的追求目标。这将考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勇气、信心和智慧。
让NGO公开化
(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过去人们对NGO有片面的理解,以为NGO就是从事政治、反政府的,这是错误的。大量NGO并不是从事政治的,而是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上海有一个非常成功的NGO——癌症俱乐部,很多患者和家属组织起来一起对抗病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上海的国际NGO有些是从国外进入中国的,包括慈善类的、文化类的等;还有一些是随着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而新兴起的,他们有的以一种经济活动组织而存在,比如商会。上海的外国人估计很快就会超过二十万,他们需要通过各种组织来规划自己的活动,交流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管理部门必须把NGO纳入依法管理中来。
面对新的问题,首先要允许NGO来登记。其实现在不允许登记,它就秘密活动,这样更没办法管理,还很容易造成负面影响。社会管理政策要与时俱进,要能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式,适应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更好地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规避消极的作用。
总体来看,大多数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因为政策或其他原因,造成他们处于地下状态。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中国未来开放程度会更高,社会管理要求也更好,在开放中管理,在管理中开放,两者不能偏废,需要达到很好的平衡点。
此外,我们要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应该有现代管理方式来规范,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学习国外管理经验。最后就是将来这些国际NGO和国内NGO要达到良性互动,这也是开放的需要。
掌握动态有备无患
(吴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政府所能做的应该是提前知道国际NGO的活动动态,以便做出应对措施。对国际NGO不要用感情,因为毕竟不是交男女朋友,这里没有交情,而只有利益关系。
【链接】什么是NGO
NGO是英文单词“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直译为“非政府组织”。一般来说,NGO应具有以下六个基本特征:正规性(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独立性(既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也不是由政府官员主导的董事会领导);非营利性(不是为其拥有者积累利润);自治性(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志愿性(无论是实际开展活动中还是在管理组织的事务中均有显著程度的志愿参);公益性(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
【链接】在华十大国际NGO
1、香港乐施会
2、美国福特基金会
3、英国救助儿童会
4、日本笹川和平财团
5、无国界医生组织
6、微笑列车
7、绿色和平组织
8、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9、喜玛拉雅基金会
10、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信息源自互联网)
本文选自《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第4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档案
日志
相册
视频



评论
想第一时间抢沙发么?